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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队长说】解读南方地域文明交融密码
2026-11-20 来源:社科院专刊 总第901期 作者:孙美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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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久以来,学术界对东周文明的阐释,多依托中原地区的考古材料与文献脉络展开。随着江南、赣鄱地区一系列考古新成果陆续公布,南方区域文明自身的发展脉络、南北双向文化互动的线索不断浮现,持续丰富和深化着学术界对东周文明交流格局的认识。2009年,开云kaiyun官方入口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唐锦琼告别深耕多年的北方田野,转向南方田野开展考古工作。他以江苏苏州木渎古城遗址、江西樟树国字山墓群与筑卫城遗址为重要支点,解码东周南方地域文明的演进与交融脉络,探寻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密码。

  在南方泥土里学习考古

  初踏江南田野,唐锦琼发现在北方积累多年的田野经验、学术积累很多都无法直接复用。南北方地理环境差异悬殊:南方堆积的土质土色与北方黄土地带的差别明显,江南多雨潮湿的气候环境也导致城址形态、遗存保存状态、器物特征等方面有着自身特点。最重要的是,出土遗物与北方具有显著的差别,需要重新熟悉考古学文化谱系。“没有现成捷径,只能海量研读已发表的南方考古资料,一点点辨识本地区考古遗存的面貌特征,这等于重新学一遍。”唐锦琼说。

  唐锦琼在南方的考古研究主要聚焦木渎古城遗址、国字山墓群与筑卫城遗址。“很多人把秦的大一统简单理解为一场单纯的军事征服。其实,统一并非一朝一夕完成。”唐锦琼谈道,从春秋晚期到战国末年,吴国、越国、楚国等南方列国内部,已经发生过漫长且持续的文化互动与交融。秦最终完成大一统,是建立在数百年南方地域文明交汇融合上的历史必然,并非单纯依靠武力征伐。这一学术判断,贯穿于他的南方考古工作。

  开展田野发掘时,对于东周历史格局的思考也深刻影响着他对江南城址的解读思路。中原地区的都城营建崇尚方正规整的规划格局。在江南开展研究,则需要重新审视这套研究逻辑。木渎古城坐落于环太湖核心地带,是长江下游规模宏大的东周城址。传世文献记载此地为吴王阖闾所筑都城,苏州学术界与社会公众都期待通过考古直接印证这一历史记载。面对这样的社会期待,唐锦琼始终保持考古学者的审慎。

  “考古材料和历史文献不能强行对应。”唐锦琼告诉记者,即便城址体量宏大,现有考古证据仍不足以证实这里就是文献记载中的吴王都城。将考古遗存与历史人物简单绑定,是考古研究需要警惕的思维陷阱。

  江南水网纵横、沼泽广布,受限于当时生产力水平,古人难以像北方那样大规模改造地貌,营建规整方城。木渎古城整体布局舒展发散,更多是顺应山水地势而建。加之吴国晚期,吴王阖闾、夫差连年北上争霸,战事频仍,留给都城内部营建的时间十分有限,诸多城市规划构想或许没有来得及完全落地。

  “年代是考古研究的基石,脱离年代讨论一切都无从谈起。”这是唐锦琼时常强调的观点。厘清城址的分布范围、布局结构、存续年代与演变轨迹,年代的确定是一切研究的根基。脱离地层与年代判断讨论水系格局、功能分区、遗址从属关系,所有推论都将成为空中楼阁。

  一座古城的文明脉络,不会随一个诸侯国的灭亡戛然而止。吴国覆灭后,越人入主吴地;楚灭越国后,楚考烈王时期春申君受封江东,再度经营吴地;历经秦汉统一王朝更迭,这片土地一步步融入大一统治理体系。

  读懂“吴头楚尾”的对峙与共生

  翻过连绵起伏的群山,一路向西,便来到江西清江盆地。位于其间的国字山墓群与筑卫城遗址,是唐锦琼开展田野考古的另一处重要工作区域。

  2017年,国字山大墓启动发掘,直至2022年田野发掘工作结束,很多人觉得挖墓是最简单的工作,只要把东西拿出来就可以。实际上,墓葬的发掘除了采用一般的考古技术手段外,更是文物保护、多学科合作研究、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等多学科的综合。唐锦琼深知其中的学术责任,他在这里一待就是五年。

  国字山大墓墓葬规模大、规格高,表明了墓主身份地位之高。特别是墓内出土大量器物中有越王“翳”和“翳之大子不寿”名号的青铜戈。因此,带有越王铭文的兵器一经出土,很容易将人们的目光引向越国王室。

  即便有铭文文物作为线索摆在眼前,唐锦琼依旧不愿直接判定墓主人就是某位越王或者越国太子。“实物能够提供线索,但完整的证据链条尚不足以坐实这一判断。”唐锦琼说。

  于是,他跳出单一墓葬的局限,将研究目光投向同一区域内的筑卫城遗址。

  他打了一个很通俗的比方:如果国字山墓葬相当于高等级贵族的墓葬区,那与之相隔约300米的筑卫城城址则是统治者的居所,是权力中心的所在。筑卫城是江西已知规模最大的东周城址,遗址文化堆积从新石器时代延续至东周,城址兴盛于东周时期,城市发展脉络错综复杂。团队发掘筑卫城,是为了厘清这座城自身的起源、兴盛与衰落。长期以来,江西东周时期的考古工作较为薄弱。只有抓住中心城址这个龙头,才能对周边区域的考古工作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

  即便基础资料有限,通过系统梳理江西地区东周时期的考古资料,依然能勾勒出本区域东周时期的基本历史格局。国字山大墓出土大量带有浓厚吴越风格的器物。与此同时,楚国势力已推进到江西北部。一幅东周“吴头楚尾”的历史图景就此浮现:楚国抵达赣北,却没有继续向南扩张;越国势力向西挺进,派遣贵族大臣驻守赣中边疆,楚、越两股势力在此对峙。

  对峙不等于只有刀兵相向。“不同文化在此碰撞、吸收、融合,这些发生在边疆地带的文化互动,正是后来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重要铺垫。” 唐锦琼说。

  江西在东周时期先后是吴、越、楚国的区域,是吴楚交汇之地,因此人们多用“吴头楚尾”或者“楚尾吴头”概括。

  面对这种复杂的文化格局,唐锦琼总结出区域考古工作思路。“作区域考古,不能一上来就忙着和外面作对比。”在他看来,区域考古的首要任务是把本地的历史面貌梳理清楚。先要厘清清江盆地内部的考古学文化谱系,辨析大小遗址的聚落层级与相互关联,搭建起完整的本地历史框架,之后再向外探讨这一区域与吴越、楚、中原之间的文化互动关系。

  重新审视南方地域的考古逻辑

  如果说木渎古城、国字山大墓与筑卫城遗址为我们呈现了东周南方政治疆域与文化对峙的个案图景,那么透过这些个案向外延展,则需要进一步反思南方东周考古在研究范式、材料割裂现象以及多元一体叙事落地路径上的深层问题。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南方东周研究很大程度上依附于中原考古的解释框架,习惯于以中原诸侯国文献记载为标尺,框定江南、赣地遗存的属性,把南方遗存简单视作中原文明的“接受者”与“模仿者”。但木渎古城、清江盆地的田野考古提示我们,南方区域社会有自身的发展逻辑:水网、盆地山地构成的地理基底,直接塑造了城邑营建模式、聚落组织方式乃至资源获取策略,不能简单套用中原都邑考古以“方正城垣、中轴线布局”为核心的评判标准。

  这种范式偏差集中体现在“文献导向考古”的惯性思维之中。学术界与公众往往天然优先追求考古遗存与传世记载的一一对应,急于将大型城址绑定在某一都城、高等级墓葬锁定在某位王侯。但唐锦琼的研究实践一再表明,考古学的核心价值,并不在于不断“对号入座”补全帝王谱系。文献记载经过后世整理、记忆筛选,更多聚焦于战争、迁都、君主更迭等重大事件;而考古遗存保存下来的是地貌改造、手工业生产、聚落消长、人群迁徙这些文献疏于记录的社会层面。二者属于两套独立证据链,可以互参互证,却不能强制耦合。当文献叙事与考古现象出现错位时,应优先尊重考古材料本身给出的时空信息,而不是削考古材料之足、适文献记载之履。这一点对于吴、越这类文献本就简略、后世又叠加大量地方历史记忆的地域而言,显得尤为关键。

  在具体材料层面,当前,南方东周考古还面临研究碎片化的困境。唐锦琼认为,墓葬材料、城居遗址、手工业遗存之间相互隔绝,没有形成完整的证据闭环。就长江下游地区而言,高等级墓葬的分期体系已经建立得相对成熟,我们可以依靠随葬青铜器、陶瓷器构建墓葬年代序列。但对应的居址、普通聚落的分期却严重滞后。墓葬反映的是贵族丧葬制度与身份等级,代表的只是社会顶层;城址能够体现权力中心的空间格局,却很难直接反映普通民众的生产生活状况。想要复原完整的区域社会,就必须打通墓葬、居址、手工业遗存之间的年代链条。

  皖南铜矿、赣闽浙等地的原始瓷和印纹硬陶,是商周时期南方地区最重要的资源。铜料、原始瓷、印纹硬陶跨区域流动,不只是“奢侈品”的远距离贸易,背后涉及原料开采、作坊生产、产品分配、交通网络以及资源的控制机制等一系列复杂问题。唐锦琼认为,如今考古证据已经提示我们,东周时期的流通体系远比过去设想的复杂,并非简单地中原单向辐射南方,南方地区的物质文化也“反哺”中原,深刻参与中华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形成。但受制于发掘偏少、多学科综合研究不足,资源如何生产、由谁掌控、经由何种路径流转,诸多关键环节依旧停留在假说层面,这也是未来木渎古城、清江盆地相关研究需要重点突破的方向。

  田野是检验历史认知的试金石。借助对江南与赣鄱东周遗存的持续发掘,唐锦琼不断修正既有研究惯性,统筹考察城址、墓葬与手工业遗存,推动南方地区东周时期的历史研究,为古代文明研究提供更多的考古学依据。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孙美娟

责任编辑:韩卓吾(报纸) 张赛(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