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洁（当代中国研究所政治史研究中心）

　　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的伟大长征，不仅是一次气壮山河的战略转移，更是一场深刻的伟大转折。这一伟大转折表现为党和红军在极端艰险中实现了军事指挥方针、思想路线、战略目标的转变，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这为党和红军之后的新发展新胜利奠定了基础。

　　军事指挥方针实现从教条僵化到灵活机动的转变，使党和红军转危为安。“左”倾错误影响下的军事指挥使中国革命遭遇严重危机。中国革命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敌强我弱的环境下开展斗争，中国共产党人凭借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取得最后胜利。1930—1931年，面对蒋介石连续发动的三次“围剿”，在“诱敌深入”等作战方针指导下，中央革命根据地三次击退国民党军队，使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基本连成一片，党和红军的力量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中不断发展壮大。但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左”倾教条主义逐渐在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蔓延，受其错误影响的军事指挥方针对红军的生存和发展产生了很大危害，军事指挥的失误直接导致了红军长征，而长征初期错误的军事指挥使红军遭受重大损失。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红军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

　　灵活机动指挥方针的回归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延安整风期间，博古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长征的历史进行了检讨，他总结说：“长征是搬家，抬轿子，使红军受到很大削弱。”“长征军事计划全错的，使军队有消灭危险，所以能保存下来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因有遵义会议，毛主席挽救了党，挽救了军队。”博古的评价是中肯的。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等人的指挥下，中央红军“好象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之间，以为我向东却又向西，以为我渡江北上却又远途回击，处处主动，生龙活虎，左右敌人”。在巧渡金沙江后，中央红军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充分显示了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

　　思想路线实现从“左”倾错误到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转变，大大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将马克思主义确立为指导思想。但对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要学会科学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在福建公开宣布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曾派代表与红军谈判合作，但在“左”倾错误影响下，红军没有直接支援他们，导致蒋介石集团在打败十九路军后完成对中央根据地的四面包围。再加上上述对军事方针的负面影响，可以说，不顾中国革命实际的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极其严重，导致了党在国统区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导致了除陕甘根据地之外的各主要根据地的丢失。

　　在危急时刻，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解决了思想路线纷争。面对惨痛的失利教训，党和红军内部对错误领导的“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越来越高，全党开始认真反思长期以来的思想路线错误，大部分曾认同“左”倾错误领导的同志，也开始认识到自己的问题，转而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在遵义会议前，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在长征路上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中，就与李德、博古等人就行军路线展开了多次论争。在与共产国际失联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又在遵义会议上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虽然遵义会议只是解决了当时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但实质上反映了这些问题背后的思想根源：要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应该从“本本”出发、经验出发，还是应该从中国实际出发？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解决这一问题，实际上是开启了党在指导思想上的重大转变，从而大大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进程。对此，毛泽东指出：“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

　　战略目标实现从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从而汇聚起团结抗日、一致对外的强大力量。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率先举起抗日旗帜。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指出“全中国工农兵士劳苦民众必须在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推翻帝国主义统治、争取中国民族解放的利益之下实行坚决的斗争，一致反对日本强暴占领东三省”。1932年4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又发布《对日战争宣言》。

　　长征期间，中国共产党继续大力号召抗日救国。1934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红七军团以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开赴闽浙皖赣边区，明确“宣传、发动、组织最广大的群众进行各种形式的反日反帝的民族解放斗争”是其重要任务。红七军团北上与之后红六军团的西征，一起拉开了红军长征的序幕。在长征途中，各路红军大力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国运动。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1935年7月，毛泽东提出：“今后一、四方面军的行动方针，就是北上抗日，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促进全国抗日高潮的发展。”

　　中共中央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后，迅速完成了战略目标的转变。在中共中央率领红军到达陕甘地区前后，日本侵略者发动华北事变，一二·九运动爆发，抗日救亡斗争发展为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1935年12月，刚在陕北站稳脚跟的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据民族矛盾逐渐超越阶级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这一变化，毛泽东在会上指出，“要以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在随后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他又指出：“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因此，党的基本的策略任务，“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

　　中央领导层实现从没有真正成熟到稳定成熟的转变，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党的领导集体中，领导核心起到掌舵领航的重大作用。但从1921年党的一大到1935年遵义会议，党内没能形成比较稳定、成熟的领导集体。在很大程度上也因为此，这期间党的事业才屡遭挫折甚至面临失败危险。但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一批优秀的领导人才在革命历练中不断淬火成长，并因革命理念、战略眼光、性格特质等原因互相吸引、互相支持，为之后的团结共事打下基础。例如，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通道会议上，李德坚持红军应继续按北出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行军，毛泽东坚决反对，提出红军必须西进贵州，寻求机动。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得到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的支持。由此，通道会议作出转兵贵州的决定，使红军暂时脱离了险境。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尖锐批评了受“左”倾错误影响的军事指挥错误，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后不久，中央政治局决定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及时向全军传达贯彻遵义会议精神。中共中央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邓小平回顾历史评价说，“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遵义会议后，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下，党和红军转危为安，中国革命又走在了大路上。经过抗日战争的考验，到1945年党的七大正式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以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为重要成员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全党在组织上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这为之后赢得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

　　正是主要基于以上几个方面的变化，毛泽东指出：“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面对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党领导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由此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斗争的新的伟大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