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人中（经济研究所）

　　新时代新征程，必须坚持新发展理念，统筹发展和安全，完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加强海洋科技自立自强，扩大海洋经济开放合作，健全海洋生态保护和修复机制，大力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海洋强国。

　　我国海洋经济发展成效显著

　　海洋经济规模持续扩大，成为沿海地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十四五”时期，我国海洋经济规模平稳增长。2021—2024年，海洋生产总值从90385亿元增长至105438亿元；新承接海船订单量、海船完工量和手持海船订单量分别由2402万、1204万和3610万修正总吨增长至4301万、2075万和8297万修正总吨。2024年，我国海洋船舶工业三大指标的国际市场份额首次全部超过50%，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和货物吞吐量长期位居世界前列，为外贸发展和全球供应链稳定提供了重要支撑。

　　海洋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新兴产业加快壮大。“十四五”时期，我国海洋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结构由2021年的5.0∶33.4∶61.6调整为2024年的4.6∶35.8∶59.6。2024年，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2%，海洋制造业增加值达到3.2万亿元，占海洋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30%。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增加值达1032亿元，同比增长9.1%，国际市场份额连续7年保持全球第一。海上风电累计并网容量达4127万千瓦，已连续4年位居全球第一，新增装机容量连续7年位居全球第一。

　　海洋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升，战略支撑作用不断增强。“十四五”时期，我国海洋能源供给持续增长。2021—2024年，海洋矿业增加值由180亿元增长至252亿元；2024年，海洋原油、天然气产量同比分别增长4.7%、8.7%，海洋原油增产对全国原油增产作出重要贡献。此外，海洋工程建筑业增加值由2021年的1432亿元增长至2024年的2194亿元。先进开采装备的应用有效推动了相关产业稳步发展，跨海通道、油气开发以及港口与航道等重大工程稳步推进，绿色智能建造技术得到广泛应用。

　　海洋生态保护取得积极进展，绿色发展路径初步形成。“十四五”时期，我国海洋渔业保持平稳发展。海洋养捕结构不断优化，水产种业振兴和深远海养殖加快推进，水产品稳产保供能力不断增强。2024年，我国近岸海域优良水质面积比例达到83.7%，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取得积极成效。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已建立涉海自然保护地352个，保护海域面积约9.33万平方公里，涵盖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等典型生态系统。

　　对外开放合作不断深化，服务“双循环”格局的作用日益凸显。2024年，我国海洋交通运输业实现增加值8194亿元；全国港口集装箱吞吐量达33200万标准箱，同比增长7.0%；海船新承接订单量、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分别占全球市场份额的68.2%、50.3%和55.4%；新承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高达78.5%。这些数据表明，我国在全球海运和船舶制造领域的竞争力持续增强，船舶工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成效显著。

　　海洋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

　　区域发展差距较大，海洋经济发展不均衡。一是海洋经济圈发展差异明显。2024年，北部、东部与南部海洋经济圈海洋生产总值分别为31899亿元、33446亿元和37858亿元，东部海洋经济圈海洋经济一体化发展初见成效，但区域间发展差距依然较为明显。二是省际发展不均衡。部分地区海洋经济与相关要素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偏低，经济规模和发展水平均处于相对劣势。三是不同城市群和产业带发展不均衡。例如，环渤海地区依托港口、石化和船舶产业形成集聚优势，广东、福建依托较为完善的产业链实现海洋经济快速增长，但部分东北沿海地区产业转型相对滞后，制约了海洋经济发展。

　　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压力较大，资源开发与保护的矛盾突出。一是渔业资源承压较大。2024年，我国水产品总产量达到7358万吨，连续36年居全球第一。然而，过度捕捞和近海污染等因素导致渤海、黄海等传统渔场部分渔业资源衰退，带鱼、小黄鱼等主要经济鱼类的资源养护仍面临较大压力。二是海洋环境保护压力持续加大。红树林、珊瑚礁和海草床等生态系统不同程度受损，固碳、护岸和维护生物多样性等功能受到影响，进而对渔业、海洋旅游等相关产业产生不利影响。三是全球性环境变化风险上升。气候变化导致海平面上升和极端天气事件增多，对港口设施、航运安全等关键环节构成持续冲击。

　　海洋科技发展水平有待提升，关键核心技术仍存在短板。一是研发投入相对不足。部分海洋科技领域研发投入不足，创新资源配置有待优化，整体创新体系尚不健全。二是关键核心技术对外依赖程度较高，装备制造存在短板。部分深海传感器、水下连接器国产化率较低，钛合金、碳纤维复合材料等部分高端材料仍依赖进口，深海资源开发装备领域“卡脖子”问题突出。三是传统产业技术水平有待提升，产品附加值偏低。船舶制造在研发设计等关键环节仍存在薄弱之处，部分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依赖进口，高附加值产品占比不足、船用配套设备自主保障能力较弱等问题依然存在。

　　海洋空间治理能力不足，对外开放层次有待提升。一是空间治理对产业发展的引导作用不强。部分地区海洋经济仍以传统产业为主，高端海洋产业规模尚小，海洋空间治理在优化产业布局和促进产业集聚发展方面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二是对外开放质量和韧性不足。海洋经济对国际贸易依赖程度较高，易受地缘政治风险、贸易摩擦和航运市场波动等因素冲击。涉海企业在海外经营中面临政策、汇率和供应链等多重风险，对外合作的稳定性有待增强。三是科技支撑和现代化治理水平偏低。深海勘探、海洋生物技术等关键领域与发达国家仍存在一定差距，科技成果转化率偏低，制约了海洋治理现代化水平的提升。

　　涉海政策法规体系有待完善，政策协同与保障机制仍显不足。一是政策体系整体性和针对性有待增强。我国涉海政策法规体系已初步建立，但系统性、协调性仍显不足，与国际海洋规则体系的衔接仍需加强。二是金融支持与风险保障机制不够健全。海洋经济领域融资需求较大，金融机构对涉海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有待加强，财政贴息和风险担保体系尚需完善。三是政策支持力度存在地区差异。部分地区已在税收优惠和金融支持方面开展探索，例如，海南自由贸易港对符合条件的企业新增境外直接投资所得实施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增强了相关企业“走出去”的动力；但不同地区政策支持力度存在差异，区域政策不均衡削弱了整体制度合力。

　　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第一，促进区域协调联动，优化海洋经济空间布局。一是充分发挥国家战略平台的辐射带动作用。依托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等重点沿海区域，加快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海洋经济增长极。二是加强区域分工与联动发展。根据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推动北部海洋经济圈发展海洋装备制造和港口航运，东部海洋经济圈聚焦海洋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南部海洋经济圈加强海洋旅游和深海开发，逐步形成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分工格局。三是推进海陆统筹和城乡融合发展。加强海洋经济与内陆经济联动，促进港产城一体化建设，增强腹地对沿海港口的支撑能力，实现要素在区域间合理流动和高效配置。

　　第二，坚持绿色低碳发展，统筹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一是强化海洋生态保护红线约束。严格落实国土空间规划和生态保护红线管控制度，持续推进重点海域生态系统修复，加快实施红树林、海草床和滨海湿地修复工程，提升生态系统稳定性和碳汇功能。二是推动海洋资源绿色高效利用。大力发展绿色渔业和深远海养殖，有序推进海洋清洁能源规模化应用，推动全产业链减排降碳，培育绿色增长新动能。三是健全资源环境协同管控机制。建立健全海洋环境监测、评估与预警体系，推动跨区域联合执法和信息共享，强化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的制度衔接，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动态平衡。

　　第三，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升海洋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一是加快发展海洋新能源产业。加强海上风电、潮汐能、波浪能等清洁能源开发利用，建设国家级海洋新能源示范区，推动能源结构绿色低碳转型。二是加强海洋生物医药和新材料研发。加快海洋生物资源合理开发利用，推进海洋药物及功能性食品研发，布局海洋高分子材料、耐腐蚀合金等战略性新材料产业链，全面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三是发展现代海洋服务业和数字产业。培育海洋信息、海洋金融、海洋旅游等海洋服务业新业态，依托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赋能，加快形成数智化、绿色化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

　　第四，加强海洋科技创新，突破深海高端装备核心技术。一是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聚焦深海探测、矿产开发、油气勘探与开采装备等领域，推动海洋装备自主研发和产业化。二是完善海洋科技创新体系。加强深海科学研究和海洋实验室、技术创新平台建设，推动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协同创新，完善从基础研究到应用转化的全链条创新体系。三是加强海洋经济领域人才培养。支持企业设立海洋科技研发中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推进海洋经济相关学科交叉融合的专业人才培养，打造国际一流的海洋创新人才队伍，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

　　第五，健全涉海政策法规和蓝色金融支持体系，增强制度保障能力。一是完善涉海政策法规体系。加快完善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等相关法律法规，强化政策协同与跨部门联动，形成统一高效的法治保障体系。二是构建蓝色金融支持机制。鼓励设立海洋产业投资基金，发展绿色债券等金融工具，增强金融、保险和资本市场的协同合力，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三是强化制度执行和政策保障。健全政策实施评估和监督机制，推动中央与地方财政、金融政策有机衔接，完善政策支持机制，加强对涉海企业发展的精准支持，为“十五五”时期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