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气候危机与地缘博弈交织的背景下，传统的“承诺驱动”型全球环境治理模式正遭遇治理赤字与信任赤字的双重挑战。在传统“自上而下”的条约治理模式遭遇瓶颈之际，上合组织应充分发挥引领作用，成为推动全球治理倡议在生态领域落地的重要平台。依托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中国正由国际绿色规则的学习者、参与者逐步成长为部分关键领域的引领者。在2025年天津峰会上，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绿色产业合作平台正式成立，绿色产业合作由此深度嵌入上合组织整体合作框架，标志着区域合作从传统安全和经济领域进一步向绿色可持续发展领域拓展。
2026年恰逢上合组织成立二十五周年，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将“携手迈向可持续和平、发展与繁荣”确定为主席国工作主题。应对气候变化、推动区域绿色低碳转型和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上合组织合作议程的重要内容，为深化中亚绿色合作提供了重要机遇。中亚国家清洁能源禀赋突出，但受基础设施老化、技术基础薄弱和资金短缺等因素制约，资源优势尚未充分转化为发展动能。推进绿色转型，亟须依托开放包容的国际合作平台，汇聚资金、技术与产业资源。欧盟、美国等域外力量虽提出相关合作倡议，但一些项目附带较强的政治和规则条件，在成本控制、产业配套和项目落地等方面也存在一定局限性。相比之下，中国能够以相对可负担的成本提供涵盖装备制造、技术输出、工程建设和运营维护的全链条绿色解决方案，并依托上合组织推动政策沟通与标准衔接。中国成为中亚国家推进绿色转型的重要合作伙伴。
中亚绿色转型面临多重制约
中亚各国将可持续发展置于国家战略的重要位置，旨在借助全球生态治理进程，积极获取国际绿色公共产品和技术转移，加快工业化进程，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中亚五国地处上合组织核心区域，风能、太阳能和水能资源丰富，水能资源主要集中于帕米尔高原和天山山脉。然而，中亚绿色能源开发仍处于起步阶段，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水电开发量仅占可开发潜力的5%—10%，资源优势尚未充分转化为发展动能。与此同时，中亚也是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较为显著的地区之一，冰川消融、咸海生态危机、跨境水资源短缺等风险持续加剧，进一步增加了区域生态治理的复杂性与紧迫性。
绿色能源的大规模开发面临多重制约。在电力设施方面，中亚各国电网设备老化、调峰能力不足，难以有效消纳大规模风电和光伏发电。在交通体系方面，公路货运在跨境运输中占据较大比重，柴油重卡碳排放较高，跨境通关流程较为烦琐，车辆怠速排队进一步增加了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中吉乌铁路、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等骨干通道配套的新能源充换电、加氢和港口岸电设施也相对不足。在产业结构方面，中亚国家经济较为依赖油气、采矿和初级农产品出口，新能源装备制造的本地配套能力较弱，风机、储能设备和光伏组件等产品高度依赖进口。
区域协同机制不健全也是制约中亚绿色转型的重要因素。跨境绿色产业园区协作不足，统一的绿电交易、碳足迹核算与互认机制尚未形成，各国能源政策、技术规范和绿色标准差异较大，跨境产业集群建设与标准衔接仍需加强。“硬联通”不畅与“软联通”滞后的双重制约，叠加技术和人才短缺等因素，使中亚地区资源优势与转型压力并存。破解上述瓶颈，亟须依托上合组织完善区域协同机制，在资源统筹、标准衔接、融资创新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形成合力，将潜在资源禀赋转化为绿色竞争力。
发挥上合组织绿色合作优势
上合组织在区域绿色合作中的引领作用，不依赖规则强加，而体现为对绿色合作方式的“功能性重塑”。通过重构全球绿色供应链和价值链，改变绿色转型的成本收益结构，使绿色发展由外部约束转化为内生动力。一些西方国家主导的治理安排往往强调高门槛标准和规范性条件，上合组织则更加注重以产业协同和能力建设为纽带，形成可及性更高、包容性更强的绿色治理模式。这一优势主要体现在供应链支撑、价值链提升和全球绿色公共产品供给三个方面。
在供应链支撑方面，中国拥有较为完备的新能源产业链，能够为中亚国家提供从设备供应到技术输出的一站式绿色解决方案。中国企业在光伏、风电、储能等领域的规模化制造能力，大幅降低了清洁能源设备成本，使原本价格高昂的绿色技术成为中亚国家买得起、用得上的可行选择。与欧盟“全球门户”倡议下程序较为复杂、项目周期相对较长的合作模式相比，上合组织框架下的绿色合作更加尊重成员国的发展阶段和现实需求，具有较强的灵活性与可操作性，能够较快回应中亚国家缓解电力短缺、优化能源结构等迫切需求。上合组织还可协调中亚国家的能源政策和基础设施技术标准，推动跨境电力贸易由双边合作向多边协作拓展，降低区域能源转型的整体成本。
在价值链提升方面，上合组织正推动中亚国家由单纯的资源输出端向绿色产业链中高端环节延伸。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绿色产业合作平台的建立，为中国与中亚国家在新能源装备本地化制造、绿色氢能生产和关键矿产绿色深加工等领域开展合作提供了制度化支撑。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调研，在除中国和俄罗斯以外的八个上合组织成员国中，由中国企业投资建设的各类产业园区已有近30个。这些园区不仅是产业生产载体，也是技术转移、人才培养和标准衔接的试验平台，有助于中亚国家逐步夯实绿色产业基础，增强本地产业发展能力，减少对外部技术和设备的过度依赖。
在全球绿色公共产品供给方面，上合组织展现出区别于传统西方治理模式的制度性公共产品供给能力。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绿色产业合作平台不仅为成员国提供了政策对话和项目对接的常态化机制，还通过联合研究、标准互认和人才培养等举措，逐步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区域绿色合作实践框架。上合组织以“上海精神”为引领，将发展优先、行动导向的理念贯穿绿色治理全过程，使各成员国在推进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也为区域乃至全球气候治理提供更多公共产品。这种以协同增效取代强制趋同的合作路径，为全球南方国家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绿色转型模式提供了重要参照。在此基础上，构建“电力—交通—产业”三位一体的绿色走廊，成为上合组织框架下推动中亚绿色转型的系统性路径。
构建中亚绿色走廊的实践路径
第一，建设清洁能源开发与跨境输电有机衔接的绿色电力走廊，是上合组织框架下推动中亚绿色能源转型的首要路径。绿色电力走廊旨在打造由大型风光基地、跨境输电网络、区域储能枢纽和区域电力市场共同构成的综合性能源互联体系。围绕“吉水电输中国”构想以及新疆新能源向中亚输送等合作设想，中国正与有关国家推进中国—中亚输电走廊建设，拓展双向电力贸易，并为中吉乌铁路提供稳定、清洁的电力保障。目前，相关规划研究、技术论证和项目对接正在加快推进。上合组织以“上海精神”为指引，为协调成员国利益、推动绿色电力走廊多边共建提供了重要制度平台。
第二，打造“硬联通”与“软联通”协同推进的绿色交通走廊，是上合组织框架下推动中亚绿色转型的重要路径。绿色交通走廊以中欧班列、中吉乌铁路和跨里海多式联运通道为骨架，同步推进交通基础设施绿色升级与跨境运输规则衔接。在“硬联通”方面，应重点推进铁路主干道电气化改造，加快中吉乌铁路全线电气化建设，推动电力机车逐步替代内燃机车。同时，在霍尔果斯等口岸合理布局光伏充换电站和加氢站，推进跨里海沿线港口岸电设施建设。在“软联通”方面，应推进TIR运输单证电子化和“单一窗口”报关，进一步精简通关流程；加强跨境机动车低碳排放标准协调，探索对新能源货运车辆实施关税减免和绿色通道政策，建设区域智慧物流平台。通过“硬联通”升级与“软联通”协同，绿色交通走廊将有效降低跨境运输碳强度，提升区域物流效率。
第三，构建以“绿电+”为引领的绿色产业走廊，是上合组织框架下推动中亚绿色转型的核心路径。绿色产业走廊依托低成本绿电供给，串联跨境产业园区与国家级绿色工业区，重点发展新能源装备制造、绿色氢能和矿产绿色深加工等产业。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绿色产业合作平台为绿色产业走廊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撑。平台可从三个方面助力绿色产业走廊发展。一是加快绿色产业集聚，支持龙头企业和创新型企业入驻；二是推动园区清洁能源替代和循环经济体系建设；三是促进政策、标准和资源对接，拓展绿色投资与贸易渠道。
在“上海精神”引领下，上合组织正推动中亚地区的绿色能源禀赋由地理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通过协同建设“电力—交通—产业”三条绿色走廊，区域绿色转型将逐步摆脱各自为战的碎片化状态，形成互联互通、优势互补的绿色基础设施和产业网络。这一进程不仅有助于优化中亚地区的能源结构与产业生态，也将使其成为检验区域绿色治理成效的重要实践场域，为全球干旱半干旱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上合方案”，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具有区域特色的实践经验。
展望未来，上合组织应以成立二十五周年为新起点，依托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绿色产业合作平台，持续深化区域生态治理合作，推动三条绿色走廊由项目示范迈向机制协同与制度共建。通过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优势与政策规则衔接优势有机结合，不断夯实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绿色动能，携手迈向可持续和平、发展与繁荣的共同未来。
周才荃 徐坡岭（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