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夏天，我携女儿、女婿以及多位孙辈共10人，跨越太平洋，再度来到中国。距1977年初次踏上这片土地，一晃已近半个世纪。过去五年，受客观条件所限，我没能回来。此次终于得以成行，我内心充满激动。这趟远行，于我、于家人而言都意义非凡。此行不只是为了重访相交多年的朋友，更希望家中年轻一代能亲身走进中国、真切感受这片土地，在这里结识属于他们的新朋友。我希望用我们一家不远万里而来的实际行动，传递一份朴素的心声：在美国，仍然有许多人发自内心地珍视与中国人民的友谊。回到美国后，我也会把此行在中国的所见所感，分享给身边更多人。
童年埋下的东方念想
我与中国的缘分，早在童年时期就埋下了种子。
我的母亲幼年丧母，和她的外祖母一起生活，家境并不宽裕。但她十分热爱阅读，因为买不起书，就常去图书馆读书。图书馆管理员了解到她喜爱各国读物，特意为她订阅了不少介绍其他国家的书籍。就这样，母亲读到了许多关于中国的故事。虽然她从未到过中国，但心里一直惦记着大洋彼岸的普通中国人，对他们常怀一份体恤。为此，她还会省下自己的零花钱捐给社区慈善机构，用来帮助万里之外的中国百姓。
我的父亲成长于美国乡村农场，从小耳濡目染，让我一直对勤劳质朴的劳动者怀有深深的敬意，这份敬意也让我后来走进中国乡村时，很容易就和当地农民产生了心灵上的共鸣。
我的祖母喜欢做面条，她总在家中那张大木桌上擀面条，这成为我童年记忆里很温暖的一幕。我特别喜欢吃祖母做的面条，那份味道深深留在了我的记忆中。多年以后，当我在陕西吃到当地手擀面时，瞬间有了熟悉的感觉，那一刻恍若归家。西安，早已是我的第二故乡。
奔赴东方，遇见引路人海伦·福斯特·斯诺
20世纪60年代，我在杜克大学主修中国研究。当时，美中尚未建交，两国间的信息交流几乎被阻断，普通美国人能够接触到的关于中国的资料十分有限，书本上散碎的记述，勾起了我对中国强烈的好奇心。1972年尼克松访华，两国交往的大门缓缓重开。我的丈夫比尔·柯雷经营自己的企业，接待过改革开放前最早一批访美的中国商贸代表团，他也是首批受邀参加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的美国商界人士之一。受家庭影响，我一直盼望能够亲自来到中国，不再仅仅依靠书本和新闻想象这个国度。1977年，我终于来到中国，走进普通人中间，与他们面对面交流，亲身感受真实鲜活的中国社会。
真正促使我将这份好奇转化为毕生事业的，是海伦·福斯特·斯诺。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邓小平先生到访华盛顿，海伦受邀出席了那次活动，当天她身着一件红色的中式上衣。也正是这一年，我结识了住在康涅狄格州麦迪逊镇的海伦，她住的地方离我家很近。
20世纪30年代，海伦远渡重洋，来到战火纷飞的中国。1937年，她冲破重重阻隔，只身奔赴延安。在延安，她不仅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这些革命领导人，还花大量时间，认真倾听妇女、青年战士和普通百姓的心声，忠实记录下动荡岁月里普通人的命运，留下数量庞大的笔记、书信与照片。回到美国后，正遇上麦卡锡主义盛行，在压抑的社会氛围下，海伦选择深居简出，持续整理、书写与中国相关的文稿。
在她生命最后的二十年，我们结下了深厚友谊。我们花大量时间在一起工作，为的是让她更多有关中国的著作和书稿能够在中美两国出版。她亦师亦友，为我打开了读懂中国的大门。海伦郑重嘱托我，要和中国学者安危一道，传承她毕生的理想，继续在中美两国人民之间搭建友谊的桥梁。
海伦留给我的最宝贵启示，是何为真正的倾听。汉字“聽”很生动：左边是耳朵，右上方是眼睛，中间一横代表专心，下方是心，寓意要用耳朵去听、用眼睛去观察，一心一意用心去理解对方。当年海伦在延安，正是这样做的，她不预先代入自己的主观判断，而是去倾听、观察不同身份的人，再认真记录。这也是跨文化交往中我们所有人应当恪守的原则：先静下心倾听，再客观记录；既不把自身的固有观念强加于人，也不会不加分辨全盘接纳别人的观点。正是这份放下先入之见的倾听与共情，让海伦看见个体本身的力量，也使她始终笃信民间友谊的力量。国家层面的双边关系难免动荡起伏，但普通人真诚缔结的情谊，自有顽强的生命力，足以抵御时代风浪。
海伦离世后，留下超过300箱档案手稿，包含从未公开发表过的延安采访笔记、大量私人书信、1000多张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拍摄的历史照片。这些珍贵文献分散保存在美国多所高校图书馆，还有相当一部分至今尚未整理、译介、公之于众。安危先生是海伦著作的重要翻译者与研究者，也是连接我和陕西以及和千千万万普通中国民众的最重要纽带。正是经由安危引荐，1982年，我来到陕西师范大学任教，主要讲授中美关系，此后几十年，我几乎每年都会回到这里授课。
讲台之上，互为师生的双向成长
在数十年教学经历中，我亲眼见证一代又一代中国学生发生实实在在的改变，他们变得愈发自信开放，敢于表达，乐于交流。无论是小学生，还是本科生、研究生，大家的英文水平都在不断提高，也变得更加勇敢。早些年在课堂上，学生们都比较腼腆，往往只是安静听讲、埋头记笔记，很少主动举手发言。如今课堂完全不一样了，学生们十分踊跃，敢于提问，大方讲出自己的想法，也懂得耐心倾听同伴，互相探讨交流。这一次回来讲课，课上的提问时间常常不够用。下课后，还有不少同学留下来追问。每每看到这些场景，我都十分感慨。我常常说，来到中国，我是一名老师，也是一名学生。
在教学中，我体会到中美之间看待事物视角存在差异。阅读两国文学作品时，我们也可以很直观地感受到这种差异：很多中国文学作品中，个体融于宏大的自然环境与家国背景；而美国的文学创作更多聚焦个体本身。这种差异同样体现在日常生活中，比如中国人习惯姓氏在前，重视家族根源；又如，见面打招呼时，同样问“你从哪里来”，在中国，是询问对方的故乡，而在美国，是问对方目前住在哪里。这些差异本身没有对错，只是不同历史文化长期积淀形成的结果，正是需要我们通过交往，去相互理解、彼此尊重。
当年我在陕西师范大学授课时，很多学生缺少练习口语的环境。1997年，我们创办了英语俱乐部，给学生创造可以放松练习语言的空间。曾经参加过俱乐部的三名学生，直到今天还在协助我们家庭代表团来华开展各项交流，几十年的友谊就这样延续下来，这正是民间交往独有的魅力。海伦一直提醒我，要把希望寄托在青年与下一代身上。语言会带来壁垒，但是真诚的尊重与善意，可以跨越语言的隔阂。
以民间为桥，点滴修筑往来之路
除了课堂教学，我还曾在华美协进社理事会任职二十余年。中美建交之初，我们发起“中国学者计划”，给学者提供访学机会之余，更希望搭建普通民众相互接触的平台。不少参与项目的中国学者，都曾到我家做客。我们泛舟郊游，围坐餐桌，既包饺子，也准备汉堡。就在这样充满烟火气的日常相处中，大家建立起长久真挚的友谊。中国学者得以接触真实的普通美国人，也把鲜活的中国现实与中华文化分享给美国社区。
我曾担任堪萨斯—西安友好城市协会首任主席，从事友城、友校等民间交流工作。依托友城渠道，我们还开展乡村教育援助项目，为秦岭脚下韩家坪小学、安上村学校筹措资金，修缮校舍、添置课桌椅与图书，也促成美国康涅狄格州帕克威小学和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结为姊妹学校。我记得有一个10岁的美国孩子参与了学校的交流项目，出发前十分焦虑，担心语言不通，不知道如何与远方异国同龄人相处。结束交流回国后，他在日记中写道：“两周的相处让我明白，即便语言不通，我们依旧可以一起踢球、玩耍、交流，互相尊重。”人与人的真实接触，可以打破内心无形的墙。当我们记住一个个人名，抽象的标签就会被具象的人替代，认知也会随之发生改变。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双边关系并不顺遂的那段时期，我们继续依靠民间力量，坚持维系两地之间的往来。当时，在安危的提议下，我把户县农民画介绍到美国，邀请画家樊志华前去参展。画展引发当地民众的热烈回应，那一刻我更加坚信人与人面对面交流的可贵，也更坚信即使语言不通，朴素的友谊仍可直抵人心。
我和丈夫比尔，分别从文化教育、民间经贸两个维度投身美中交往。文教交流增进人心层面的理解，民间经贸合作让普通民众切实获得收益，二者互为补充、缺一不可。仅有商业合作不足以催生发自内心的理解；仅有文化交流，缺少现实层面的经贸支撑，很多项目也难以长久维持。来自各行各业不同背景的普通人共同参与，才能全方位推动两国共同进步。无论商业还是文化项目，都应当学习海伦的方式：走近真实的普通人，倾听、观察、平等交流，不去强行输出自己的固有想法。
多年来，我用相机当作视觉日记，走遍中国城市与乡野，记录时代变迁。我参与拍摄两部聚焦中国的教育纪录片，其中《历史视阈下的现代中国》主要面向美国青少年，希望帮助他们了解完整的中国历史，跳出碎片化认知，理性看待当代中国。之后我完成中英文对照著作《亲历巨变——一位美国女性眼中的当代中国》，并举办了同名摄影展。创作过程中，我既记录宏观的时代变革，也把大量笔墨留给普通老百姓。在中国，我结识了许多人，经由海伦介绍认识了黄华、何理良；经由安危、樊志华认识了乡村农民；在陕西师范大学与来自中国各地数百名师生成为朋友。每一个中国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就像美国人也并非千人一面。想要摆脱刻板印象，就要看见一个个鲜活具体的人，记录普通人真实的喜乐困境，记录传统延续与时代变迁，这样才能够向世界呈现立体客观的中国。
巨变之下，不变的民间情谊
这一次时隔数年重返中国，我真切看到巨大的发展变化。早年来到这里，很多普通人还比较贫困；如今，民众生活面貌焕然一新，高速公路四通八达，城市里高楼林立，道路两旁绿树繁花。出行工具也有了很大的改变，从前我骑着黑色旧自行车穿行在尘土飞扬的马路上；如今可以乘坐舒适的电动汽车，座椅可以按摩，还有空调、车载冰箱等设备，甚至因为汽车太多，我们经常遭遇交通拥堵。朋友们的居住和生活条件也大为改善，过去很多教师挤在狭小的单间，在楼道用煤炉做饭；现在大家拥有设施齐全的现代厨房，餐桌上食物丰盛精美。
时代面貌日新月异，但有些东西始终未曾改变。那就是人与人之间真挚的情谊。老友相逢，我们依旧相互牵挂，关心彼此家庭，一同探讨子女教育、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全新挑战；我们依旧毫无隔阂地畅谈未来民间交流的种种可能。
常有学生问我：美国有一部分人不喜欢中国，甚至抱有敌意，我怎么看？我会如实告诉他们，这样的现象确实存在，但这并不会阻碍我们的努力，也不会动摇我们架设友谊之桥的决心。很多怀有偏见的人，从来没有踏上过中国的土地，他们接触的大多是带有导向性、不客观的信息。倘若他们能够亲身来到这里，认识一个个真实可感的中国人，成见便很难继续存在。人与人之间真实的接触，是消解偏见最有效的路径。
半个世纪以来，我亲历了中美双边关系的起起伏伏，同时也深切体会到，一旦普通人真正把异国他乡的人当成朋友，便会发自内心期盼两国关系能够向好的方向发展。反之，如果缺少面对面的真实接触，人们往往容易把“外国人”简化为抽象、陌生甚至带有负面色彩的群体。很多偏见仅仅源于互不了解，并不代表标签背后就是事实。丰富多元的民间交往，正是打破这种困局的重要途径。每一个普通人，都可以化身亲善大使，筑牢相互尊重的根基。人与人在相处中建立的理解与真挚情谊，不会轻易被风浪冲垮。当今世界充斥着冲突、误解与种种负面声音，正因如此，我和家人才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我们希望以这一份微小的行动证明：普通人完全可以彼此善待、相互关怀，一同去追求更加美好的世界。
在这几十年里，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十分幸运，能有机会亲身经历、亲身学习。这份经历也赋予我一份责任：把我亲眼看见、亲身了解的中国，分享给那些没有机会来到这里的民众，帮助更多人了解客观真实的中国，以此来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事在人为，人人可为桥之铺板
中国有一个成语叫“事在人为”。搭建两国之间的友谊桥梁，离不开一代代人的接续努力。中国还有一句古语叫“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前辈应当为后辈敞开大门，把这座桥梁筑得足够坚固，经得起风雨考验，让它双向通达，惠及一代又一代后来者。每一个普通人，无论身份高低、从事何种职业，都能够成为这座友谊长桥上的一块铺板。每个人都可以作出实实在在的贡献，从人与人相知相处做起，为世界和平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海伦曾经写下这样一段话：横亘在中国与世界其他地方之间的长城，看起来无比遥远。这便是朴素的中美友谊。在这个无情刀剑不断割裂国际理解的世界里，这份友谊由脆弱的丝线编织而成，我永远不会做任何破坏这份特殊关系的事情。
海伦播撒下友谊的种子，留给我们珍贵的精神财富。宋庆龄、海伦都是伟大的架桥人，打下了桥梁的基石，而修筑桥梁，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我始终期盼，更多中美普通民众，尤其是青年人，能够走到对方的土地上，亲身感受真实的社会。欢迎中国青年来到美国，也欢迎他们来到我的家中做客。让我们从一件件小事做起，一点一滴积累理解，延续这份跨越太平洋的民间情谊。
现在，正是行动的时候。我们是一家人。
（作者系海伦·福斯特·斯诺基金会高级顾问、陕西师范大学客座教授、西安外国语大学客座教授）
